
引 言
军事技术与其他领域的技术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只有在战争条件下才能得到真正的检验和发展,任何一种军事技术或武器装备,无论在和平时期经过多么缜密的论证,在靶场上进行过多少次试射,在部队中装备了多长时间,都很难说是尽善尽美的,在战神的试金石面前都可能暴露出缺陷,甚至遭到完全否定,只有符合战争需要的技术和装备才是最好的。同时,战争又为军事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最大的原动力,当人们处在真实的战场上,才能了解战争的真正面貌,才会知晓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鲜血和烈焰的交融、生存与死亡的对峙,往往能够激发人类最卓越的智慧和最强大的创造力,纵观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不难发现,战火纷飞的年代通常也是军事技术突飞猛进的时期,一种武器装备往往以过去战争的经验为基础,又要接受新的战争的考验,军事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地改变战争的面貌,同时战争的需要又孕育出新技术的胚胎。这种技术与战争的互动规律自战争出现以来就客观存在着,不断促进着两者的发展演变,尤其在19世纪进入工业时代后,这项规律表现得更加明显,几乎每一场战争都会带来军事领域在不同层面上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变化和革新,再结合科学技术的进步,甚至能够掀起一场彻底的革命风暴,给战争本身带来跨越时代的深刻改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全球规模的宏大战争,也是对军事技术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一场战争,更是新兵器、新技术蓬勃爆发的一场战争。从海军角度说,一战是无畏舰时代的第一场大规模海上战争,英国皇家海军作为率先开创这一伟大时代的先行者,作为战前拥有世界最强实力的海上力量,从这场战争中再次获得了很多教训,他们从德国公海舰队战列舰的炮口下,从齐柏林飞艇凌空投弹的尖啸中,从德军潜艇诡秘致命的鱼雷航迹里,全方位地感受到新型海战的巨大冲击,并以全副精力去应对不断出现的新威胁。在一战末期及战后数年的和平时光中,从皇家海军的基层官兵到高级将领,从海军工程师到服务于海军的科学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产生了诸多奇思妙想,进而在舰船设计、武备开发、战术运用等各个方面促发了大规模的改进和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点点滴滴的变革在数年时间里逐渐积聚起海军新技术革命的潜在力量。然而,由于战后经济形势的窘迫和国际政坛的气候变化,这场革命受到了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的制约而未能彻底进行,但是它所蕴含的能量却在和平时期积累下来,并将在下一场战争中以更惊人的声势释放出来,而本文将要展示的是一战给英国皇家海军注入的新技术基因和革命动力。
从日德兰谈起
在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皇家海军带来的经验教训时,人们最熟悉也最常提及的例子莫过于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在这场无畏舰时代最大规模的舰队决战中,英国海军失去了数艘精锐的战列巡洋舰,引起了海军内部对于战前主力舰设计理念的全面检讨和深刻反思,从而催生出新一代后日德兰型主力舰。
对于日德兰海战的教训,普通人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舰船的船体防护方面,这固然非常重要,并且在下文中还要反复提及,但在英国海军内部存在另一种看法,军舰的防御确实未尽完善,但没能消灭对手的根本原因在于攻击不够精确有力!在日德兰海战之后数年间,英国海军为提高舰炮射击的命中率和威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中包括大力推广射击指挥控制系统,到战争末期所有战列舰都配备了先进的火控装置,不仅应用于主炮的射击指挥,甚至副炮也被置于集中统一的火力控制之下,使得命中率获得提高。在1918年时,现代化的巡洋舰也都升级了火控设备,配置了基线更长的测距仪。1917年亨德森陀螺稳定仪开始装备英国海军战舰,这一装置能够确保舰炮在横摇角度归零时,即舰体保持水平的理想状态下开火,另一方面,改进型德雷尔火力控制台也被引入海军中。
射击精度的提升只有在炮弹能够击穿目标装甲并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而日德兰海战表明英军大口径舰炮的穿甲弹在设计上存在缺陷,因此在改善火控能力的同时,强化炮弹性能的工作也同步进行,以增加炮弹的穿甲厚度,尤其要提高击穿倾斜装甲的概率,而新型穿甲弹的威力在1919年的实弹射击试验中得到清晰的体现:浅水重炮舰“厄瑞波斯”(HMS Erebus)和“可怖”号(HMS Terror)以俘获的德国战列舰“巴登”号(SMSBaden)为目标,从不同方向和角度发射了31发改良型381毫米穿甲弹,德舰356毫米厚的主炮塔正面装甲被一枚穿甲弹以极高的速度,在18.5度倾角下击穿,射击距离是15500码(13950米),另有一发半穿甲弹穿透了目标170毫米的上部装甲带后,在B炮塔170毫米的炮塔基座处爆炸,使一块1.2x0.9米见方的装甲板被炸裂,令整个炮塔卡死。
日德兰海战留给英国人最惨痛的教训无疑是弹药库起火爆炸的悲剧,这是造成三艘战列巡洋舰猝死的元凶罪魁。加强弹药库防护的临时措施在海战后数日就付诸实施,而更为复杂的防火防爆设施也在1917年8月接受了检验,在“复仇”号战列舰(HMSVengeance)前主炮塔进行的爆炸试验表明,新的弹药库防护系统足以抵御两枚全装药381毫米炮弹的攻击,后续试验表明,防火门在更大威力的爆炸下暴露出缺陷,但经过改进后这一问题在1919年7月于“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HMS Prince of Wales)上进行的试验中已经被克服了。还有很多细微、潜在但致命的危险也受到充分考虑并加以修正补救,开云app在线体育比如电缆烧融和火药自燃的问题。在新设计的406毫米和203毫米舰炮的炮塔内都配置了更加有效的防火设施,通过一系列复杂精细的机械联动机构改善了旧式炮塔在稳定性方面的弊病。通过加强火药生产流程的质量控制使无烟火药中的杂质含量降低,在使用中更加安全,而研发性能更为稳定的新型发射药花费了更长的时间,直至1927年英国海军才正式采用新的SC型无烟火药。
关于日德兰海战给皇家海军带来的后果足以撰写一部厚厚的专著,但相比整个一战海战对英国海军技术发展造成的影响,日德兰海战仅仅是冰山一角。在长达四年的战争中,英国海军基于战争实践而产生的新思维、新想法数不胜数,由此引发的技术改革涉及范围之广、深度之大,远远不仅限于主力舰设计的改良创新,在其他舰种的改进、新舰型的研究、新兵器的运用、新战术的创造等方面都留下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意,下文就将对一战末期英国海军的技术革新进行有条理地叙述。
{jz:field.toptypename/}新型战列舰
毫无疑问,在一战之前英国皇家海军在主力舰设计方面处于领军地位,首先在1906年推出了跨时代的“无畏”号战列舰,由此统一装备305毫米主炮的无畏舰成为世界各国新型战列舰的样板,继而在1909年又着手设计装备343毫米重炮的超无畏舰猎户座级,迫使日美海军紧跟其后,建造配备356毫米舰炮的同类战舰,可是英国人在1914年以装备381毫米重炮、航速高达25节的快速战列舰伊丽莎白女王级再次领先对手!不仅如此,英国海军还创造了战列巡洋舰这一新型主力舰,并在1908年建造了无敌级战列巡洋舰,为世界树立了新的标杆。
在伊丽莎白女王级之后,英国海军对后续战列舰的设计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多种建造方案,其中包括在伊丽莎白女王级基础上增强甲板防护的快速改型以及在君权级基础上改进而成的慢速版本,让人吃惊的是所有新方案都采用煤油混合燃料动力装置。在1914年7月,即战争爆发前一个月,英国海军还展开了以“高速战列舰”为主题的研究活动,探讨基于伊丽莎白女王级设计一型排水量31350吨、航速高达30节的新型战列舰的可行性,这预示着一种将快速战列舰与战列巡洋舰相结合的尝试。即使在战争期间,相关研究活动也没有中断,在1916年初又出现了多种新设计方案,它们的航速指标在22-27节之间,舷侧装甲带被削减至254毫米,但通过向内倾斜布局以提高防御效果,依旧保持传统的防护甲板设计,厚度在25~50毫米之间。然而,所有这些依据战前经验设计的主力舰没有一艘投入建造,更确切地说上述方案在1916年日德兰海战后都受到或多或少的否定,实战表明旧设计理念中的很多方面并不适应海战的实际状况,需要加以全面修正,甚至推倒重来,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本已预定开工的4艘海军上将级战列巡洋舰最后仅有“胡德”号一艘完工,其余各舰均被取消建造。
一战结束后在1920年至1921年间设计的新一代主力舰与战前设计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外观布局新颖奇特的G3型战列巡洋舰和N3型战列舰拥有更大的舰体和更强的主炮,其中G3型采用406毫米主炮,而N3型更是装备了457毫米主炮,再次超越了日美海军装备406毫米舰炮的主力舰。在457毫米舰炮的开发选型上,英国海军显得颇为稳重,并没有刻意追求标新立异,在现有的40倍径457毫米舰炮基础上又分别向皇家火炮工厂(线膛型)、维克斯公司(半线膛型)和埃尔斯维克公司(滑膛型)订购了3门45倍径457毫米舰炮的样炮,这些火炮的重量至少达到130吨,但炮弹重量仅有1324公斤,相比之下美国海军口径稍小的406毫米穿甲弹重达1225公斤,采用轻量化炮弹的选择源于英国海军对一战经验的错误解读,德国海军高初速穿甲弹的威力令其深感切肤之痛。观念保守的海军武器委员会在所有样炮尚未完成时就决定选择线膛型火炮作为新战列舰的主炮,而战列巡洋舰装备的406毫米舰炮也同样采用发射轻型炮弹的线膛型火炮。
在海军造船局担任要职的爱德华·阿特伍德是战后新主力舰的主要设计负责人之一,在他提出的早期方案中,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在总体布局上与之前的君权级和“胡德”号类似,但已经包含了明显的反传统的新特征,特别突出强调了水平防护的重要性,在弹药库上方的装甲甲板厚度达到203毫米,而动力舱顶部的装甲厚度也达到127~152毫米,这一特点被后来定型的G3型战列巡洋舰所继承,后者的水平装甲重量高达4430吨,甚至超过了舷侧装甲带的重量,战列巡洋舰的航速指标设定在32~33节,而战列舰的航速指标有些缺乏进取心,大多数方案都满足于23节,仅比战前战列舰的普遍标准航速21节高2节而已。在后期设计中,阿特伍德的创造力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他本来就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而他的副手和技术骨干斯坦利·古多尔更是满脑子的前卫思想,在他们主持下出台的全新方案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总体布局,所有主炮都被集中到舰体前部,以缩短用于保护弹药库和动力舱的装甲带长度,在舰尾设置了远优于以往战列舰的防护,他们还颇具前瞻性地为新主力舰配备了强有力的防空武备,包括6门120毫米高射炮和4座八联装2磅炮。
G3型和 N3型被认为是后日德兰型主力舰的杰出典范,相比同期日美海军的新型主力舰,它们更具革新意义,在动力、防护、火力等各方面都颇具新意,被其他国家视为相当优秀的设计,后世有人断定,一旦它们得以建造竣工,将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并且领先潜在竞争对手至少五年。但是,随着1922年《华盛顿条约》的签订,G3型和N3型被扼杀在襁褓中,但是它们所运用的新设计理念和技术要素被条约时代的纳尔逊级战列舰所延续,虽然这级战列舰的奇特设计和性能缺陷使其毁誉参半,但仍然集中反映了对一战时期实战经验加以总结的成果。
(未完待续……)